智利《金融日报》近日刊发南美著名金融服务机构IMTrust战略合伙人、智利阿道夫·伊瓦涅斯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马蒂亚斯·布劳恩（Matias Braun）的专栏文章，题为《中印两国的增长对智利的影响是一样的吗？》。作者的回答是“截然不同”。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的跨越式增长曾经为我们带来了大宗商品价值的重估。因为中国的增长主要来自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及结构性投资，这两大增长动力均依赖于对金属的大量消费。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智利的影响极为明显。

    可幸的是，印度的变化有可能做到像中国一样：人均GDP曾经相似，经济政策建立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财政赤字曾大幅削减，通胀率曾下降近半，经常性项目赤字几乎为零，央行的新政策及系列税收措施对经济形势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巩固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使多年来在不稳定环境下本已下降的投资率得以提升。毋庸置疑，这些变化将对金属价格起到支撑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与过去10年的水平相比是远不够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如果想通过印度的增长来弥补中国在未来5年内因经济预期下调而造成的（损失），就需要印度做到再提高5%的增长率。显然这是印度难以做到的，因为这需要私人储蓄的大幅增加，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民主发展中国家私人储蓄大幅增加是难以想象的。

    其二，与其所希望的增长方式有关。如果印度增长顺利的话，动力应来自三个方面：人口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生产力发展。印度的高人口出生率和高劳动力占比保证了前两个方面的动力来源。但不同的是，它的第二轮改革应聚焦在什么地方？显然是发展生产力。印度较大的经济体量有助于扩大贸易潜力和人口的跨省流动性，这使印度具有通过激励竞争和实验制定更好政策的可能，但是，印度特殊的政治和税收体制导致该国至今仍未出现这种活力，比如在重要经济领域对外资实行禁入，这无疑会抑制对世界先进管理方式的引入。此外，印度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以及语言优势可以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多样服务，为快速获取发达国家已有的知识提供更多便利，但遗憾的是，这些动力中没有一个能够促使印度大幅提高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唯有发展制造业和大量投资才能做到。

    作者最后说，“中国人和印度人相似之处不多，正如我们智利人和秘鲁人、哥伦比亚人相似之处也不多一样。”